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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的童心、童趣及教育性（一）
今天我这个讲座，是随谈式的，散步式的，就像和朋友一面散步，一面谈心。这样听起来轻松一些，随意一些，自由一些。
会议组织者让我讲的题目是：《童诗的童心和童趣》。童心、童趣，我想再加上“教育性”。这样，题目就成为：《童诗的童心、童趣及教育性》。我倒过来讲，先讲教育性。
来常州前几天，我给巩孺萍同志发了一个电子邮件，说，我想在常州讲一个想法：童诗的主体应是低幼童诗。现在我们有点本末倒置了。不料孺萍同志很同意我的想法。她回信说：“樊老师,我特别赞同您的观点。儿童诗最佳的年龄段是幼龄儿童和小学低年级。现在国内很多儿童诗人写的所谓的儿童诗,实际上就是成人诗,不过他们的内容与童年生活沾了边，很多人却认为是儿童诗。这样的诗人还不少，实际上，他们的作品他们自己也承认是成人诗。而现在的《儿童文学》也以发这样的诗为主，低幼的根本不再发。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误导。如今国际上著名的儿童诗人多是写低幼儿童诗，而国内却恰恰相反，我想这不仅是作家的问题，更是创作引导的问题。”
在此我要感谢巩孺萍同志。其实，整个儿童文学也一样。我搞了大半辈子儿童文学研究，也搞了大半辈子儿童文学创作，到现在白发苍苍快八十岁了，才忽然悟到了这个道理。这也与我近来对儿童文学教育性的思考有关。
我原是江苏省崇明县人（崇明1958年12月才划归上海）。我们崇明有句老话，叫做：“三岁定八十”。这句老话告诉我们，一个人在幼年期所受的影响和教育，从而形成的某种思想观念和素质，将是终身性的。所以要提升全民族的素质，必须从娃娃抓起。
今天在座各位，都是小学教师、语文工作者，对低年级小学生和幼儿进行启蒙教育的重大意义，我想是不消我来多说的。美国有个名叫布鲁姆的学者，曾在一篇题为《人类特性的稳定》的论文中指出：“人从出生到十七岁的全部智力，在四岁之前就完成了百分之五十，四岁至八岁完成百分之二十，其余的百分之三十是在八岁至十七岁的九个年头中完成的。”可见人在低幼阶段智力发展的迅速。所以，在人的低幼阶段接受启蒙教育，对于一个人的健康成长，实在是太重要了。
低幼儿童启蒙教育涵盖的方面很多，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对低年级学生和幼儿实施文学启蒙教育，为他们提供健康优质的幼儿文学作品，包括低幼诗歌。对低幼儿童进行文学启蒙，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早年孩子进私塾，除了“描红”习字，很重要一项内容便是背诵古诗。孩子入世未久，年龄幼小，由于文字语言障碍等原因，对古诗里的意思并不真正懂得。通过老师的讲解，即使非常肤浅的理解，对孩子还是起到一定的启蒙作用的。
这里我就要讲到低儿童诗歌（低幼文学的一部分，或者说低幼童诗）的教育性了。
几年前我在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时说过：“诗歌，天然地和儿童有着一种契合关系，他们的想象方式、表达习惯和认知渠道，都有着诗的品质。所以这样的诗句，可以成为儿童内心世界的容器，成为儿童认知世界的道路和拐杖。毫不夸张地说，契合心性的好的儿童诗，可以为一个人的一生抹上一种色彩，烙上一种印记。”从前我国有句话，叫“染于黄则黄，染于苍则苍”。的确，诗歌，特别是适合低幼儿童阅读欣赏（包括背诵听赏）儿童诗歌，会对孩子幼小的心灵产生深远的深刻的影响，直至一生；也就是终生受用。孩子越幼小，可塑性越大。一个人在孩童时期，生理、心理以及智力，发展很快，也最容易接受正面或负面的影响。而低幼儿童诗歌（诗和儿歌），正是通过文学的、艺术的、审美的途径，对处于这样年龄阶段的儿童进行多方面有益的熏陶和教育的最生动的手段。它对一个人的成长必定会起到重大的作用。如果说，幼龄儿童是刚刚破土而出的小苗，那么低幼童诗，恰如沐浴小苗的温暖的阳光，滋润小苗的甘甜的雨露。许许多多后来成为事业上的成功者的杰出人士，都不会忘记幼时受到文学艺术熏陶的情景。99岁逝世的著名女作家冰心，80岁的时候还能够记得小时候唱的儿歌；著名童话诗《渔夫和金鱼的故事》的作者、俄罗斯大诗人普希金，曾经念念不忘他的奶妈在其幼年时期给他讲述的美丽的童话故事，他深情地说：“这些故事有多迷人啊，每则都是一首好诗！”我的老朋友、国际安徒生奖荣誉奖获得者金波教授，也曾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过低幼诗歌对他的影响，他在文章中写道：“记得在我刚刚学会说话的年龄，母亲曾为我唱过这样一首童谣：‘拉箩箩，/ 扯萝箩，/ 收了麦子蒸馍馍：/ 蒸个黑的，/ 放在盔里；/ 蒸个白的，/ 揣在怀里。’那时候，我和母亲面对面坐着，手拉着手，一来一去地拉着，一边拉，一边唱。当唱到最后一句‘揣在怀里’，母亲便猛地把我揽入怀中，我们就在笑声中结束了这首童谣的诵唱。”“多年来，我常常想，这样一首平常的童谣，为什么能‘童时习之，可为终身体认’？”我们可以想一下，这样一首很普通的、并无多少深刻思想内蕴的儿歌，为什么能使金波教授几十年无法忘怀呢？我想无非是儿歌的晓白明快的语言，天籁般自然浑成的听一遍即能成诵的句子，以及作品的充满动作感的美听的音韵和节奏，特别是母子共唱的亲切情景，给少年金波留下了太深刻的印象，以至久久难于释怀吧。我猜想，镌刻在童年金波记忆中的一首很不起眼的小小儿歌，很可能对他后来走上诗歌创作道路，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的。
几年前“六一”儿童节前夕，上海《文汇报》在头版发表一封读者来信，题目是《用儿童诗滋养孩子》，这封信是这样写的：
我是一名小学教师，也是一个八岁孩子的母亲。我一直跑书店想买到理想的儿童诗，好陪着孩子一起读，让孩子享受到有韵律的美，受到文学的熏陶，可是我很失望，书店几乎没有这类书籍，即使有，也难以令人满意。
我们童年时，柯岩、任溶溶、金近等作家的儿童诗使我的童年快乐而有意义。现在我也希望孩子能在这种快乐中健康成长，可是找不到好的教材。孩子们并不是不喜欢儿童诗，我曾在学校里尝试指导孩子读诗写诗，只要是真情实感的儿童诗，孩子们都表现出很大的兴趣。孩子们眼中有了诗，情感也会变得丰富，被诗滋养过的孩子不会口吐脏话，更不会用暴力对待他人。为此，我想借这个机会向文学界和出版界呼吁，不要只想着利润和金钱，多为孩子想想吧，他们都快"饿"坏了！ ——上海东方世纪学校 赵小华
这封信生动地道出了童诗对孩子成长的意义，以及当前找不到好的童诗教材的苦恼，表达了一个小学教师和普通家长对童诗迫切需求的强烈呼声。这封信实际上也提出了童诗的教育性问题。
从前我们批儿童文学（包括童诗）的“教育工具论”是对的。耳提面命式的说教，与文学毫不搭界，上世纪七十年代“批林批孔”那阵，所谓要让娃娃“从小粗知马列”，于是“红小兵，斗志昂”、“孔老二，大坏蛋”之类儿歌应运而生，泛滥成灾。其实什么叫“克己复礼”，连我们大人都不太明白，却用儿歌、童诗来大批特批，真是大笑话！
但是，批“教育工具论”，不能走到另外一个极端。一个时期以来，某些批评家、作家片面强调文学的审美功能，一提到儿童文学（当然包括低幼童诗）的教育性，便嗤之以鼻。这是不对的。今天，我们对此也应该来个“正本清源”，理直气壮地来谈儿童文学的教育性问题。众所周知，文学具有认识、教育、审美等功能。儿童文学作家、童诗诗人讲究、重视、追求作品的教育性，是他们崇高社会责任感、使命感的体现，必须充分肯定。不讲教育性，贬低乃至取消教育性，天理不容！三十多年前，老作家贺宜当面对我说过：“儿童文学和儿童教育是不可分的。教育性，儿童文学较之其他文艺作品，特别显得重要，这是由于少年儿童正处在各方面成长的阶段，无论什么地方，什么事情，与他们接触到的人物，都会对他们发生不同程度的教育影响。贺宜先生的意见很对。他说的是整个儿童文学，其理也完全适合于低幼文学、低幼童诗。当然，我们对“教育性”不能作狭隘的理解，而应宽阔地加以把握。除了思想道德品质和情操教育外，还有美感教育乃至知识教育，都应涵盖其中。有的作品只是表现了孩子一种奇特的幻想与想象，有的只是反映了孩子一种充满童情童趣的好奇心理；有的只是对大自然某种美好图景的描绘，表现出孩子对这种美好图景的倾心向往等等。这样的作品，应该说都有一定的教育性，可以发展孩子们的形象思维，也可以培养他们健康的审美情趣，热爱大自然，热爱美好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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