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北京儿童文学创作的成绩是显著的，北京和上海、西南（以巴蜀为主）形成了中国儿童文学“三足鼎立”的局势。①而北京儿童文学创作中，儿童诗的创作又是最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北京涌现出了柯岩、金波、尹世霖、樊发稼、高洪波、聪聪、金本、白冰、常瑞、刘丙钧等优秀的诗人，他们以自己独特的诗歌作品和诗歌风格构筑了北京儿童诗创作整齐、强大的队伍。但遗憾的是，诗歌界和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界对于北京儿童诗创作的研究却一直是不够的。本文拟就当代北京儿童诗研究作一点探讨。

　　一、当代北京儿童诗文化地位论
　　在论述当代北京儿童诗研究的相关问题之前，不妨先来考察一下当代北京儿童诗的文化地位。
　　仔细考察北京当代儿童文学创作，我们不得不承认，北京儿童文学不但在当代中国儿童文学创作中堪称相当突出的一部分，在当代中国文学中恐怕也是非常引人瞩目的。而当代文化视境中的北京儿童诗创作，更是一片奇异迷人的风景。从某种意义来说，北京当代儿童诗是引领中国当代儿童文学风潮的先锋。北京儿童文学作家队伍之所以如此强大，这是与北京有关部门、有关报刊的重 视密切相关的，同时也与北京儿童文学界有一批“热心人”的辛勤工作也是分不开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的1954年，北京市作家协会就成立了儿童文学组，柯岩和葛翠琳、刘厚明、杲向真负责，他们经常组织文学作品讨论会，培养了一批文学创作中坚力量。与此同时，中国少年报文艺组也成立了儿童文学组，由陈子君任组长，他们举行不定期的儿童文学积极分子学习会，北京市作者中经常听课的有30多人。 1960年，有老教育家韩作黎领导下的北京市西城区业余儿童文学组的成立，也为北京市培养了一批儿童文学作家。就是在史无前例的文革时期，在儿童文学书籍遭到厄运，儿童文学作家受到迫害的情况下，北京市还开展了一些儿童文学创作活动。如1974年《北京少年》和《北京儿童》杂志，团结了一批儿童文学作者，建立了文学组。1970年以后，北京东城区文化馆成立了儿童文学组，由儿童诗诗人尹世霖担任组长，青年诗人刘丙钧等三十多人为组员，他们经常性地开展学习与讨论活动，在《东城文艺》、《钟鼓楼》等内部刊物上发表了一些儿童文学作品。
　　新时期是北京儿童文学的大发展期。“四人帮”的被粉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的展开，带来了文艺思想的大解放和儿童文学事业的大勃兴。北京市委和市政府有关部门非常重视儿童文学的创作，市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不断地组织讲习班，举行作品讨论会，在加之新创刊的《儿童文学》和《东方少年》及《北京日报·小苗副刊》等报刊对儿童文学特别是年轻的儿童文学作者的培养和团结，使得北京儿童文学呈现了欣欣向荣之势。据统计，到90代初，北京市作家协会就拥有了儿童文学作家近90人，而全市经常写作儿童文学作品（包括评论编辑、翻译、教学等工作）的就达200多人，可以说，这是一支阵容颇为强大的队伍。
　　北京儿童诗歌创作队伍中有儿童文学泰斗冰心、严文井、金近等，他们即潜心扶持新人，又亲自投身于创作实践，成为北京乃至全国儿童文学的领头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高士其以科学诗引起文坛关注，袁鹰以儿童抒情诗而享誉诗坛，女诗人柯岩就以清新而富有儿童情趣的儿童故事诗而引起诗坛的注意。后来又相继涌现了儿童诗诗人金波、尹世霖、樊发稼、望安、高洪波、聪聪、关登瀛、金本、白冰、陈满平、刘丙钧等在全国都具有广泛影响的诗人。特别是金波，成绩最为突出，1958年他出版第一部诗集《回声》而阔步诗坛。进入新时期后，他的创作进入了新的发展高峰，有人说他“创作上精益求精，艺术上独树一帜，为世人所瞩目。”②尹世霖也自“文革”前就开始儿童朗诵诗歌的创作，至新时期又出版了不少的诗集。此外，还有雪兵、常瑞、刘猛等专门从事儿歌写作的诗人，他们都勤奋创作，为孩子们留下了不少优秀的作品，并都形成了自己的艺术特色。
　　从当代北京儿童诗诗人在整个北京作家队伍里的构成就可以看出其队伍的强大，根据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选编、束沛德、高洪波主编的《2001年中国儿童文学年鉴》提供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的儿童文学作家名单》和《作家通讯》2002年2期公布的该年度新入会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名单可知，全国主要从事儿童文学创作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共558人（含去世的62人），其中北京就占了126人（包括笔者，笔者本人是北京市2002年唯一被批准入会的儿童文学作家），而这126人中，儿童诗人就占了24人，堪与儿童小说作家数量相比。

　　二、北京儿童诗评论研究之梳理
　　尽管当代北京儿童诗创作的成绩在儿童文学界确实是有目共睹的，但对它的系统的整体的研究这项工作却一直没有人来做。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至今，对北京儿童诗创作的研究主要以一些作家、诗人和学者的零零散散的对具体的诗歌作品的评析和单个诗人的作品的评论为主。而具体地对单个诗人的创作的评论主要集中在对几位诗人的评论上，而且这些评论大都是一些印象式的评论或诗集的序言。具体为以下几个方面：
　　1、对冰心等的儿童诗的研究。作为一位现代著名作家、诗人，冰心的解放前的创作（包括其儿童小诗的创作）吸引了众多学者评论家的关注与评论，对冰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写的散文集《再寄小读者》评述也非常多，但对冰心在当代文化视境中的儿童诗创作的评论文章却并不多见，虽然冰心在当代时间段创作的儿童诗与艾青创作的儿童诗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儿童文学理论界，只有张美妮教授在《冰心名作欣赏》③一书中评析了冰心的《雨后》、《纸船》两首儿童诗，指出前者风格迥然不同于她往昔的“冰心体”，后者把冰心早期文学创作的三大主题（母爱、童真、大自然）融于其中。此外，祝士媛、张美妮主编的《幼儿文学概论》对叶圣陶50 年代创作的儿歌《小小的船》、《萤火虫》等作了论述。
　　2、对柯岩儿童诗创作的评论研究。束沛德是最早发现柯岩儿童诗艺术的美质并加以肯定的评论家，他的《情趣从何而来——谈谈柯岩的儿童诗》、《生活美·心灵美·艺术美——再谈柯岩的儿童诗》、《催人奋进的歌——评柯岩的长诗[中国式的回答]》等三篇长篇论文是对柯岩儿童诗最有力的评论文章④。樊发稼的《柯岩的儿童诗》一文⑤全面评述了柯岩的儿童诗创作，不但对她的“儿童小叙事诗”作了艺术分析，而且也分析了她的“儿童题画诗”。张美妮的《画意与诗情——评柯岩的题画诗》⑥指出了“柯岩的题画诗是画意与诗情的有机融合。诗人敏感地把握住画面富于个性的特征或细节，从中拓展开一扇儿童的心灵之窗，袒露出孩子对生活的理解和感受，愿望与追求；艺术地创造出奇妙的境界，展现了儿童纯净美好的气质和天真无邪的心灵。”并指出这意味着柯岩的儿童诗创作又达到了“一个新的艺术高度”。祝士媛、张美妮主编的《幼儿文学概论》也对柯岩的幼儿诗进行了专题论述，肯定了她在当代儿童文学上的地位。
　　3、对金波儿童诗创作的研究评论。高洪波对金波儿童诗创作有过评论研究，他在《走向广阔走向深刻》一文中，考察了金波的儿童诗歌创作之路，从金波善于从儿童生活中寻觅诗情、以爱作为儿童诗的内容和以美的追求作为艺术旨向等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述，指出“金波是一位勤奋、多产，并且具有鲜明艺术风格的诗人。”⑦加拿大教授邓萧敏在给《关于金波儿童诗的一封信》中，肯定了金波儿童诗具有的“美”的特点和“浪漫情怀”以及“对于色彩灵敏的感悟以及他运用色彩来吸引读者”的魅力。⑧束沛德的《红线串着爱与美——推荐金波的儿童诗》是一篇简练的评论文章，准确地指出了金波儿童诗在思想上、艺术上具有的鲜明特色，认为“在艺术风格上，金波是一个独树一帜、具有鲜明个性特点的诗人。”⑨祝士媛、张美妮主编的《幼儿文学概论》也对金波的幼儿诗进行了专题论述，肯定了他在当代幼儿文学上的地位。
　　4、对北京其他诗人的创作的评论。对当代北京儿童诗诗人的关注就比较零星了，单篇专论一位诗人的作品特别稀少，只有金波是个热心人，他在《明敏·自然·优美——读樊发稼的幼儿诗》对樊发稼的幼儿诗创作的三个特色作了归纳，他认为樊发稼“有一颗明敏易感的心。他的心灵的眼睛睁得大大的，望着孩子们的世界，哪怕是微不足道的事物，也常常能引发他的诗思。”他还认为“读发稼的幼儿诗，就好像在听诗人的低喃絮语……他不必借助于技巧，他只靠艺术的把握。他所把握的就是那个既属于孩子又属于自己的美丽的幻想世界。”而且他肯定了“发稼的幼儿诗，诚然不多见崇高壮美的形象，在内容上也不多见激烈的戏剧性的冲突。在他所创造的诗境中，我们见到的多为恬静自适的和谐美”；金波在《睿智、幽默的诗篇 ——读高洪波的儿童诗》、《老树的怀抱——读雪兵的儿童诗》、《照亮一个世界——读刘丙钧的[绿蚂蚁]》、《白冰和他的儿童诗》⑩等文中读高洪波、雪兵、刘丙钧、白冰等北京诗人的儿童诗创作也给以了充分的肯定。樊发稼的《聪聪的儿童诗》一文⑾对聪聪自1958年习诗至80年代近30年的儿童诗创作作了一个简要的评述。肯定了聪聪儿童诗创作的成绩，认为他的儿童诗，“很少华词丽句”，“朴实清新”。对金本儿童诗的评论研究主要是金波、樊发稼等人在给他的诗集的序言中有较为准确的论述。

　　三、当代北京儿童诗研究的意义
　　在谈论当代北京儿童诗研究的意义之前，有必要审视一下中国儿童诗的文化处境。其实，稍有点文学史、诗歌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在中国文学史和诗歌史中，儿童文学(包括儿童诗)一直是处于被遮蔽的状态的。翻开20世纪中国新诗研究与描述的各种史论著作就知道，儿童诗完全被有意地被剔除在诗歌史之外。这种情况与儿童文学常常被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者们严重忽视是完全一样的。儿童诗在20世纪诗歌史（文学史）上的尴尬境遇和地位，是与新诗研究者们对于儿童诗的艺术价值和精神价值层面上的过低估价紧密相关的。我在一篇论文里就言辞激烈地批评过新诗理论批评界将儿童诗排除于新诗批评视野之外的现象,在那篇文章里我这样质问:“难道儿童诗这个艺术形式不属于新诗吗？大概是诗人们自己写不好儿童诗就要将儿童诗开革出局，也许是我们这些写新诗的诗人们太不把‘儿童’当‘人’看了吧。中国百年来涌现出不少优秀的儿童诗诗人，郭沫若、叶圣陶、冰心、艾青等都写过优秀的儿童诗，新诗界的评论家把他们都写进了文学史诗歌史，可一般不提他们在儿童诗创作方面大成绩。即使像柯岩这样的诗人，她的《小兵的故事》、《帽子的秘密》等儿童诗的影响远远大于她的不是为儿童所写的诗歌的成绩，新诗界理论界还是宁愿大谈她那些囿于时代局限的《周总理，你在哪里》等诗篇”⑿
　　而且，新诗理论批评者对儿童诗存在价值的有意漠视或无意贬抑，与那些从未尝试过儿童诗写作并对其缺乏深刻的价值体认的诗人和一般读者的偏见互为影响，从而在社会上构成了一种非良性状态的互动关系。在他们看来，诗歌按其受众可划分成处于完全对立状态的“儿童诗”与“成人诗”，而这种不同形态的诗歌品种在其存在价值上自然呈现一种“合理”的等级关系，因为其内在逻辑非常鲜明：儿童诗是写给儿童年看的，成人诗则是写给成人看的！在此，儿童诗与成人诗在诗歌形态上的相对独立与差异性被推衍成诗歌价值层面上的对立关系！于是，按照上面的逻辑，儿童诗乃是诗歌的一种低级形态或初等阶段，成人诗才是诗歌的高级形态或高等阶段。于是，儿童诗语言的“童稚”被等同于“幼稚”，儿童诗意蕴的“单纯”被等同于“简单”或“浅薄”，儿童诗想像力的“奇幻超脱”被等同于“胡思乱想”……总而言之，儿童诗被视为一种心智未达成熟的诗歌形态，而“成人诗”才是一种心智完全成熟的理想型的诗歌形态。于是，一种对于儿童诗的社会偏见就成了几乎不被人认识为错误的“偏见”。
　　正是因为这种成为习惯思维的偏见，再加上在商业经济、信息经济甚嚣尘上的时代，越来越多的人感染阅读懒惰症和审美偏狭症，儿童诗这种审美样式，当然也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尴尬的处境。于是，一些儿童文学作家和诗人也就投其所好，也患起了创作“偏食症”。《光明日报》2001 年10月10日就有人撰文指出“我们的儿童文学作家似乎患了偏食症，他们被某类体裁捆住了手脚，于是乎童话迅猛发展，其他体裁如儿歌、童诗则严重滞后，品种的单一必然会导致儿童厌食症。实际上，儿歌和童诗以其简洁、通俗、明朗的语言给儿童以听觉上的冲击力，易记易读，十分有利于培养儿童的幻想力。在这方面，圣野、任溶溶、刘饶民、柯岩等都创作过十分优秀的作品，深受广大儿童欢迎。而20世纪90年代的儿童文学作家似乎不屑于童诗、儿歌的创作了，这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⒀这是儿童文学界的一种可怕的艺术堕落，是诗人作家对商业价值利益的顶礼膜拜。
　　正是在这种带有浓浓的偏见色彩的文化语境里，当代北京儿童诗创作的成绩也不可能被系统地整体地研究，特别是不可能被诗歌界人士广泛认同。但也正是因此，当代北京儿童诗的研究则更有其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因为这项工作至少可以某种程度上纠正文学界的一些偏见，而且有可能激活业已有些衰微的北京儿童诗创作，鼓励更多的年轻人去参与儿童诗创作。
　　不过由于当代儿童文学理论批评人才的匮乏，对于当代北京儿童创作进行系统研究的工作一直未有人来做，特别是北京儿童诗歌的创作，更是少有人来关注。此外从整体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研究来看，综合性的研究已有一些重大成果，如对儿童文学基本理论的研究和对现代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理性思考方面，王泉根教授的《儿童文学的审美指令》、《现代中国儿童文学主潮》等就是这方面的开拓性作品。对中国儿童文学的地域性研究也涌现出了一些成果，如王泉根教授和彭斯远等对西南儿童文学的研究、马力教授对东北儿童文学的研究、汪习麟对浙江儿童文学创作的研究、孙建江对台湾儿童文学的研究、王昆建对云南儿童文学创作的研究、王泉根对上海儿童文学创作的研究等等，都给人新的艺术视觉。
　　但对北京儿童文学的创作研究却有待深入，当代北京作家在儿童小说创作方面涌现了刘厚明、夏有志、曹文轩、张之路等一批优秀的作家，童话创作更是走在全国的前列，儿童散文也出现了可喜之作，北京儿童诗创作则涌现了更加强大的诗人群体，可以说对他们的创作的研究则显得非常迫切和必要。
　　此外，研究当代北京儿童诗创作成绩将促进新世纪北京儿童诗的创作，为新世纪中国儿童诗研究提供可资参考的学术资料，也为当代北京儿童诗诗人的创作成绩提供一份“世纪存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