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王立春

      在儿童文学领域，我一直在寻找一种适合自己的表达方式，我找到了儿童诗。我像英国作家查理·金斯莱《水孩子》中的那个扫烟囱的小男孩，一旦投入水中，投入水一样的童诗文字中，就有一种自在舒畅的感觉。在这散落的、简单的、神奇的文字中呼吸和畅游，我找到了一片适合我的水域。我前往儿童诗，慢慢向那更广阔更本质的中心靠近。而越接近儿童诗那光晕眩目的圆心，我越感到自身力量的孱弱。
　　儿童诗的本质闪着诗性的光芒和童稚的光辉，对捕捉它的人发出强烈的诱惑。就像哈利·波特在魁地奇球赛上追抓的金色飞贼，即使骑着2000光圈扫帚，念着熟练的咒语，也很捉得到。我试图让文字长出一双翅膀，左翼丰满着诗歌，右翼承载着儿童，在诗歌精神和儿童精神的双翼下，振翅而飞。儿童是力量强大的神祈，诗歌也是。这是两种让人敬畏的力量。而这两种力量融合在一起，不由不产生一种让人感叹的神奇。
　　儿童生来就是诗性的
　　儿童与生俱来就是诗的。孩子的诗性镀着神性的金边。孩子都是有神性的。当孩子懂得人事，就把神的话忘了。神的话人没有资格听懂，他只赐给和自己一样的小小的孩子。在《随风而来的玛丽》中，玛丽阿姨跟一岁不到的双胞胎约翰和巴巴拉说话，那时孩子们什么都懂得，连风、阳光和窗外的椋鸟说什么他们都知道。
　　罗大里在童话《布里夫 布卢夫布拉夫》中就描叙过两个孩子用孩子的语言说的话，那些话语听起来让人惊奇。如果我们守在孩子身旁，总能听到那些从天而降的有如天神的话，我们管它们叫做天真。孩子们未染世俗，不谙世事，具有对万事万物本质的神奇的关注和感悟。顾城12岁写的《星月的来由》：“树枝想去撕裂天空的，/但却只戳了几个微小的窟窿，/它透出了天外的光亮，/人们把它叫作月亮和星星。”神性和诗性，紧紧依傍着童年，依存着成长的岁月。童诗是生命与世界的直接对话。
　　我有幸在生命中与一位神祗相遇。我迎接着她的降临，沐浴着她的光辉，接受着她诗性的润泽。在她一小段光华的树杈上，我接上自己的枝条，努力地学着她的样子长。从那个时候起，我成了一位写诗的人，写儿童诗的人。那些朴素的句子和自然的状态只不过都是她的赐与。感谢我的女儿，这个上天派来的使者，使我成为一个诗人，一个稍能懂得一点天语的诗人。有一首儿童诗叫《对话》：“你的桥不牢/它是给鸽子走的/鸽子能飞过河去不用桥鸽子也能飞过去/它是给没有翅膀的鸽子走的/所有的鸽子都有翅膀/没有翅膀的鸽子没有翅膀”。“没有翅膀的鸽子没有翅膀”，这是孩子的表达，它让我们震撼。只有儿童的直觉才能发现生命本质、抵达真理的通道。
　　这是孩子给诗人的启蒙。带着这种启蒙，我们走到现在。我们再没有力量回去成为一个孩子，而借助诗歌，借助童话，借助小说，我们却可以回去。从儿童诗直抵孩子、直抵最本质的诗性，是最近也是最快捷的方式。
　　诗歌是属于儿童的
　　越是伟大的诗歌，越是接近天真。越是不朽的诗人，越是具有孩子的特质。李白王维白居易如此，顾城叶芝普希金如此。
　　我喜欢在读一首诗的时候，倾听诗中的声音，那些美的，奇妙的，往往都是最天真的。我守在那些好诗旁，等待自然之美的闪现，就像等着孩子们进进出出。这是一种美妙的感受，这种感受常常让我辨别好诗与坏诗的区别，就像辨别好人与坏人的区别。如果诗里还裹着天真，哪怕只有一丝，那也显露出些好的品相；如果诗中沾满了世故圆滑和晦涩，我坚决地把它划到坏诗之列。
　　诗歌作为一种古老的文学样式, 也是人类童年思维的产物，它仍保留着童年思维的特性，在内在结构上同儿童思维有很多相通之处。诗歌的创作是梦想的过程，而儿童生活在梦想的世界里。
　　一直喜欢泰戈尔的诗。那种美妙的诗情从清彻如水的心灵深处发出，目光和心田被冲洗得干干净净。叮当的脚环、迦昙波上的满月、开满花的罗望子树，一排排一列列站在孟加拉浓郁的热带风情里，站在诗里，以晶莹的纯洁，滋润着任何一个读诗的灵魂。“我愿我能在我孩子的自己的世界的中心，占一角清净地。/我知道有星星同他说话，天空也在他面前垂下，用它傻傻的云朵和彩虹来娱悦他。/那些大家以为他是哑的人，那些看去像是永不会走动的人，都带了他们的故事，捧了满装着五颜六色的玩具的盘子，匍匐地来到他的窗前。”（泰戈尔《孩子的世界》）在儿童精神的照耀下，这些文字显露出美轮美奂的品质。我自己在刚刚进入文学领域时也写过近百首朦胧诗。现在回过头去看，有的诗莫名其妙，有些意象只有我自己能懂，对于读诗的人，只是一片朦朦的雾而已。从朦胧诗中一步步跋涉出来，我走进了儿童诗。就像从厚茧里爬出来一样，我忽然觉得简单和轻松。把许多故作深沉除去后，我找到了真正的自己。原本自己是单纯的，原本世界也是单纯的。我在一大堆文字里挑捡那些最浅白的字眼，说着最浅白的话，让那些思想沉到下面。上面的这些给孩子看，下面的给喜欢这些字的大人看。我在诗歌的周围绕了一圈又回到了原点。但我却觉得，我离真正的诗歌精神又近了一步。

儿童精神与诗歌精神的融合
　　我一直在努力寻找着儿童诗的最佳表达方式，那就是儿童精神和诗歌精神的内在融合和有机统一。是游戏的、天真的、拙朴的、自然的和意境的、神性的、空灵的、张力的，怎样把他们组装到一起，露出儿童诗自己的样子，是我为之苦苦寻找和探索的。
  我为这样的诗歌受到感染：“当我生病躺在床上，/靠着两只枕头遐想，/所有的玩具陪在我身旁，/过了整天的悠闲时光。/一个钟头又一个钟头，/我看着锡兵列队行走，/佩戴着各色肩章和钮扣，/他们穿过床单上的山沟。/有时我的舰队航行在海上，/对抗着一片片棉被的巨浪；/有时我让树木到处生长，/再盖起座座漂亮的楼房。/我是一个了不起的巨人，/高高坐在枕头山岗上，/静静俯视我的平原和峡谷，/还有整个床上的大陆。” （[英] 史蒂文森《床上的大陆》）诗性的美和儿童的发现丰润其中。虽然坐着普通而朴素的文字马车，却是一路诗鼓歌铃，叮当作响。应该说这样美妙的诗在儿童诗的队列里有很多。我个人以为，由于个体创作经历的不同，内心的表达也存在了各自的差异。长期为孩子创作，走入了孩子内心的诗人是知道什么时候、怎样把自己的诗情抒发出来的。一个优秀的儿童诗人，一首优秀的儿童诗，一定具备了诗性和儿童性的双重特征，即儿童精神和诗歌精神的完美统一。
　　浅显直白的文字，能否写出诗的力量？“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此诗是浅白晓畅作品的典范代表，但是它能够千年传唱的真正原因绝不在于它的浅白，而在于它的隐喻的内涵。也许可以说，所谓的好诗就是在简朴的形式中巧妙地蕴藏了隐喻的内涵。只要真正抵达诗的本质，真正抵达读者的内心，真正充满真诚和激情，表面上浅白的诗一定会拥有不朽的力量。我一直喜欢着老诗人田间写抗战的一首诗《义勇军》：   “在长白山一带的地方，/中国的高粱，/正在血里成长。/大风沙里，/一个义勇军，/骑马走过他的家乡，/他回来：/敌人的头，/挂在铁枪上！”这该是一首很直、很露的小诗了，没有比它更锋芒毕现的了。然而它竟这样让人热血沸腾，情不自禁，不尽的诗情伏在如沸的感情下面，谁能说这不是诗性与人民性的完美统一？与读者同呼吸、共命运，同思索、共成长的儿童诗人，肩负着用诗歌浸润和滋养祖国下一代伟大使命的儿童诗人，更应理解和运用好儿童诗，把自己满怀的爱和深情，用自己独特的方式表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