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他坐哪儿呢
“让他坐哪儿呢？”我的心里一直在盘算，在分好班得知他在我手里的那一刻就开始。“让他坐哪儿呢？”真令人头疼。
对于他的情况，上至校长，下至每个老师，甚至每一个学生都很清楚。而我这个已上了他两年音乐课的老师，更是领教得都怕了。那时，每次上音乐课，我最怕上他们班的课，因为有他，真的很累很累，光维持课堂纪律都够你受的，而且还都是无功而返。
“出皮出骨！”，这是所有老师对他的评价。这中间，显示出了老师的无奈。
“该让他坐在哪儿呢？”讲台前吗？绝对不能了！以前他不就坐在讲台前吗？可是在上课的时候，他依然时常回头作怪样子，引得全班哄堂大笑。当你恨恨地瞪着他时，他就把左手或右手的食指放在张得大大的嘴巴里，对着全班同学，或干脆对着你傻笑（这是他惯有的动作，张大嘴，笑，无声音的笑，手放在口里）。这真无异于猴子在耍把戏，学生、老师不都成了观众？
一堂课要是只有这么一次意外，那算是好的了，更让你忍无可忍的是这样的意外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到这个班去上课真是受罪。而这个班的学生也好象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宝贝”而始终处于兴奋的状态。可是拿他怎么办呢？班主任老师唯一的法子就是把他带在身边，自己够得着的地方，要不下课也别想让你安稳。他的事多如牛毛，学生的告状频率也高得惊人。
“该让他坐哪儿呢？”
最后一排吗？这样，观众就只有老师了，他会无趣的，不就可以收敛了吗？学生不就可以安心了吗？可是，还不行。家长是不喜欢自己的学生被老师安排在最后的，况且又不是身高的原因。再说他的爷爷可是位小学校长啊，虽说退了休，但也总不能不给面子吧。
思前想后，我还是试试中间吧，最起码观众可以少一半啊。最好还要给他找个“百毒不侵”的同桌。文静、自觉、成绩优秀的女生会比较理想的人选。还不能让他坐在第一排，免得又让别人当观众。于是，我把全班一个成绩很优秀的、最文静的女孩安排在了他的旁边。但我心始终忐忑不安，一是为他今后的表现担忧，二是担心那女孩的家长会来校向老师强烈反对。别无他法，我赌一把吧。
开始的几天，我小心翼翼，不去惹他（无非是少看他几眼，对于他的怪相也不怒目相视，而是用目光一扫而过），生怕惊动了他，他又惊动其他人。他也好象浑身不自在，可能是从未受过如此待遇吧，正常模样多了，怪样少了。
几天的相安无事，我大喜。于是我又换新招：表扬。其实他除了喜欢搞点事出来哗众取宠，招惹是非之外也算是个聪明人，我不仅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表扬他聪明、乐于助人、表现有进步，还找他单独谈话表扬，还大张旗鼓地通知他父母来校告诉他们：你们的儿子进步了，近来表现非常好。原本不安的父母总算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还真有点受宠若惊之感。
以后的日子，我开始有点受宠若惊了。他变了！收敛了！安分了！期中成绩也考得出奇地好。
我的无奈之举居然有此收获，我暗自庆幸，庆幸自己没有把讲台前的位置留给他，庆幸自己挽救了一个学生。与此同时，我也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现在大凡老师可能都有一种思维定势：教室里坐前排的学生“好”的少，“坏”的多。这话我说给好多老师听过，他们总是会心地笑听。老师们这么想，其实对于任何一个人，包括那些所谓的“差”生，这时都会变得特别聪明，大家都心知肚明。那么这些学生被老师安置在这些特殊的位置上，这些特殊的位置有没有产生特殊的功效呢？不可否认，可能某段时间有，但更多的是愈演愈烈。那些被安置在特殊座位上的学生变特殊了，不论老师这么认为，同学这么认为，连他自己也这么认为。
有时缺点越是强调越会成为缺点。社会心理学认为，每个人的自我形象，部分取决于自己对他人反应的理解，即通过“人我效应”的方式（“我看人们怎样看我”的方式）而形成。自我形象一旦确立，便会化为制约和塑造自我行为规范的一种内在力量。未成年的儿童和少年分析和批判能力有限，往往容易盲目崇拜、服从“权威”（家长、老师常是他们心中的权威）。他们通常不能因自已有缺点而力争把缺点改掉；相反，他们会因为这些缺点的标签而把自己定位于某一类人。
渴望被相信、欣赏是人的一种基本的精神需求。在提倡“赏识教育”的今天，作为一名老师，我们要相信每一个学生，要欣赏每一个学生，就象欣赏自己的孩子身上的优点那样。对于学生身上的种种“问题”我们必须好好分析原因，找出症结所在，冷静对待。不能简单粗暴地一训了之，也不能总揭其“伤疤”，这让学生出现逆反心理也在所难免，甚至产生“破罐子破摔”现象。凯兴斯坦说过：教育的特征在于爱人，谁若活着不爱别人，他就根本不配做教育家。作为普通的老师，必须充满爱心地投入工作，对待每一位学生都要有严父的气度，慈母的胸怀，客观、冷静地对待他们身上的优点和缺点、成功与失误。只有这样，才能感染学生，激励他们扬起希望之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