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洁故事
发布时间：2011-10-24
点击：
来源：党委宣传部 记者团
录入者：李灿炳
廉洁人物榜
子罕—春秋宋国人。以不贪为宝。
公仪休—春秋战国时期鲁国国相。拒鱼。
刘宠—字祖荣，东汉牟平人。是齐悼惠王刘肥之孙，牟平侯刘渫的后代。后人称他为“一钱太守”。
杨震—字伯起，东汉弘农华阴人。“暮夜却金”，人赞“四知先生”。
海瑞—明代著名回族政治家。海南琼山（今海口）人，字汝贤，自号刚峰。是中国历史上清官的典范、正义的象征。
卢怀慎—唐代滑州灵昌（今河南滑县西南）人。“专城之重，分陕之雄，亦既利物，内存匪躬，斯为国宝，不坠家风。”
西门豹—春秋战国时期魏国人。为官一生，清正廉明，造福百姓。
赵广汉—字子都，西汉时期涿郡蠡吾县人。为官廉洁清明，威制豪强，深得百姓赞颂。
黄霸—字次公，西汉时期淮阳阳夏（今河南太康）人。黄霸为官，百姓拥护，朝廷满意，属下悦服。
徐有功—本名徐弘敏，唐朝长安人。被当时人誉为"自古无有"的好官。
狄仁杰—字怀英，唐朝并州太原（山西太原市西南）人。体恤百姓、不畏权势，居届堂之上，以民为忧。
陈希亮—字公弼，北宋时眉州青神（今四川）人。嫉恶如仇，不考虑个人的祸福进退，为平民百姓称颂，使王公贵人害怕。
包拯—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一生清廉简朴，对贪污深恶痛绝，铁面无私，不避权贵，执法如山。
况钟—字伯律，号如愚，明朝江西靖安县龙冈州人。甘冒风险、敢于伸张正义、为民伸冤。
于成龙—字北溟，号于山，清山西永宁州（今方山县）人。以“天下廉吏第一”蜚声朝野。
历史上的女性廉洁人物
我国是个崇尚清官的国家，自古就有“妻贤夫祸少”之说。其贤，除指贤淑之外，便指的是廉洁。从古到今，流传下来不少母教子廉、妻阻夫贪的佳话。
陶母责子 东晋陶侃年轻时当过浔阳县的小吏，专门监管鱼坝。一次，他派人将一罐干鱼送给母亲品尝，没料到陶母不但令差役将干鱼送回，而且写信责备他：你做官，拿官府的东西送给我，不仅不能给我带来好处，却反给我增添了忧虑。陶侃读毕母亲来信，愧悔交加，无地自容。自此以后，严母训导铭刻在心。其后为官40年，勤慎吏职，始终如一。
李母量廪教子 唐代监察御史李畲之母为人清白廉洁。一次，李畲请人将禄米送至家中，母亲让人用斗量过，发现多出了三石，便问是怎么回事，令史回答说：“御史官的禄米在过斗时，按惯例是不要刮平斗口的。”李母又问运费是多少，又答：“给御史送粮照惯例是不要给本钱运费的。”李母很生气，让他送回多余的禄米及运费，并严厉地责备李畲。李畲便追问仓官，并依法判其罪，众御史皆面有愧色。
李清照义揭贪夫 我国文学史上最具盛名的女词人李清照生于官宦之家，一生正处北宋、南宋交替的时代，其后半生更是动荡流离。李清照46岁时丈夫即去世。两年后，李清照再嫁张汝舟。婚后不久，李清照就发现张汝舟是个贪官，经常虚报数额贪污军费。李清照对此毫不姑息，据实控告了丈夫。在有关部门查证属实后，张汝舟被判了罪。当时法律规定，妻子告丈夫，即使案情属实，妻子也要被判两年徒刑。李清照虽然得到钦佩她的一位官员的保护，但也被关押了9天。
孝贞皇后拒收贡献 清朝咸丰孝贞皇后，对下面进贡的冠服、首饰等，都叫宫女拿去退还。她常对妃嫔说：“臣子的贡献万万收不得，臣子多一份贡献，便是百姓少一分钱财。倘若收了他们的贡献，便无异于去教他们做贪官。”尽管孝贞皇后不参朝政，但她的这番话颇有见地，而且还有一点体恤百姓的味道。这在王室之中确属罕见。
马皇后当好贤内助 明太祖朱元璋称帝后，多次提出欲寻访马皇后亲族，以封赏爵禄，但均被马皇后婉言谢绝。她说：“爵禄私外戚，非法。且妾家亲属未必有可用之材。一旦骄淫，不守法度，其后果不堪设想，前朝外戚之覆政，皆由于此选”马皇后也常提醒劝诫朱元璋：“骄纵生于奢侈，危亡起于细微。”她虽贵为国母，却依然生活俭朴。平日，只穿旧衣服，并且命宫女动手织布做被子，赠与年老孤寡之人。剩下有瑕疵之布，则做成衣裳，赐给众王妃及公主，“使其知悉要桑艰难”。遇有灾荒歉收，“辄率宫人蔬食”，并开仓赈济灾民。一次，她问朱元璋：“今天下民安乎？”朱答：“此非尔等所宜问也。”“陛下天下父，妾辱天下母，子之安否，何可不问？”
自报财产留清名—一代名相诸葛亮的廉洁故事
三国时期，蜀国境内“刑法虽峻而无怨者”，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蜀国名相诸葛亮严于律己，一身清廉使然。诸葛亮一生“抚百姓，示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
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深为其所动，之后跟随刘备征战南北，奇功屡建。刘备死后，诸葛亮“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蜀国国事，事无巨细，每必亲躬。他5次亲率大军，北伐曹魏，与曹魏短兵相接。他严格要求子侄辈，不以自己位高权重而特殊对待。他亲派侄儿诸葛乔与诸将子弟一起，率兵转运军粮于深山险谷之中。为此，他专门给其兄诸葛谨写信说，诸葛乔“本当还成都”，但“今诸将子弟皆得转运”，“宜同荣辱”。马谡失街亭后，他引咎自责，上疏后主刘禅，“请自贬三等”，从此更兢兢业业、勤勉有加。“夙兴夜寐，罚二十以上，皆亲揽焉；所啖食不至四升。”长期的废寝忘食使他心力交瘁，积劳成疾，年仅54岁便英年早逝。诸葛亮以他的实际行动验证了自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诺言。
诸葛亮生前，在给后主的一份奏章中对自己的财产、收入进行了申报：“成都有桑800株，薄田15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诸葛亮去世后，其家中情形确如奏章所言，可谓内无余帛，外无赢财。
诸葛亮病危时，留下遗嘱，要求把他的遗体安葬在汉中定军山，丧葬力求节俭简朴，依山造坟，墓穴切不可求大，只要能容纳下一口棺木即可。入殓时，只着平时便服，不放任何陪葬品。这就是一代名相诸葛亮死后的最高要求，其高风亮节实为可圈可点。
廉为宝
春秋时，宋国司城子罕清正廉洁，受人爱戴。有人得到一块宝玉，请人鉴定后拿去献给子罕，子罕拒不接受，说：“您以宝石为宝，而我以不贪为宝。如果我接受了您的玉，那我们俩就都失去了自己的宝物。倒不如我们各有其宝呢？
杨震拒金
东汉时，杨震在赴任途中经过昌邑时，昌邑县令王密山来拜访他，并怀金十斤相赠。杨震说：”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王密没听明白杨震的责备之意，说：“天黑，无人知晓。”杨震说：“天知，神知，你知，我知，何谓无知？”王密这才明白过来，大感惭愧，怏怏而去。
一钱太守
东汉时，一位叫刘宠的人任会稽太守，他改革弊政，废除苛捐杂税，为官司十分清廉。后来他被朝廷调任为大匠之职，临走，当地百姓主动凑钱来送给即将离开的刘宠，刘宠不受。后来实在盛情难却，就从中拿了一枚铜钱象征性地收下。他因此而被称为“一钱太守”
陶母退鱼
晋代名臣陶侃年轻时曾任浔阳县吏。一次，他派人给母亲送了一罐腌制好的鱼。他母亲湛氏收到后，又原封不动退回给他，并写信给他说：“你身为县吏，用公家的物品送给我，不但对我没任何好处，反而增添了我的担忧。”这件事陶侃受到很深的教育。
吴隐之不惧饮贪泉
晋代人吴隐之任广州太守，在广州城外，见一池泉水名“贪泉”。当地传说饮了贪泉之水，便会贪婪成性。他信这些，照饮不误，饮后还写了一首诗：“古人云此水，一歃怀千金。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他在任期间，果然廉洁自律，坚持了自己的操守。
一贫如此
南宋大臣张浚因与奸相秦桧政见不和，被贬往湖南零陵做地方官。他出发时，带了几箱书随行，有人诬告他与乱党有关系，结果被高宗检查书信和破旧衣物，高宗叹息道：“想不到张浚贫守到如此地步！”很可怜他，于是派人骑快马追上张浚，赏赐他黄金三百两。
两袖清风的于谦
明朝名臣于谦居官清廉。一次，朝廷派他巡察河南。返京时，人们买些当地的绢帕、蘑菇、线香等土特产回京分送朝贵，他没有接受。同时还写了一首诗表明心迹：绢帕蘑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指百姓）话短长。”
不私一钱
明朝时，嘉兴知府杨继宗清廉自守，深得民心。一次，一名太监经过这里，向他索要贿赂，他打开府库，说：“钱都在这儿，随你来拿，不过你要给我领取库金的官府印券。”太监怏怏走了，回京后，在明英宗面前中伤他。英宗问道：“你说的莫非是不私一钱的太守杨继宗吗？”太监听后，再也不敢说杨继宗的坏话了。手好不要钱
清乾隆进士王杰为人刚直敢言，不附权贵。当时和坤在朝中专权，大臣都不敢得罪他。惟王杰每每与其据理力争。有一次，议政完毕，和坤有意戏弄王杰，拉着他的手说：“好白嫩的手啊！”王杰正颜厉色地回答道：“王杰手虽好，但不能要钱耳！”和坤羞愧而去。
西门豹
西门豹，春秋战国时期魏国人。当时邺地是魏都的重要门户，且是战略要地，但天灾人祸不断，民不聊生。魏王特派西门豹担任邺县令，治理邺地。西门豹到邺地后，微服私访，询查百姓疾苦，利用“河伯娶媳妇”事件，智惩三老、廷椽和巫婆，用事实教育百姓，破除迷信。同时，修建漳河十二渠，治理漳河水患，发展农业生产，使邺地百姓逐步富庶起来。西门豹为官一生，清正廉明，造福百姓，死后，邺地百姓专门为他在漳水边建造了祠堂，四季供奉。
骨鲠亮直的萧瑀
萧瑀出身名门望族，端正鲠亮，鄙远浮华，深得唐高祖李渊和唐太宗李世民信赖，历任民部尚书、御史大夫、尚书右仆射等。
唐高祖时，萧瑀任民部尚书、内史令等。他孜孜自勉，绳违举过，人皆惮之，被唐高祖视为心腹，凡诸政务，都同他商量。
唐太宗贞观年间，萧瑀三次被罢官，又三次复官。贞观初，萧瑀在朝堂上与大臣陈叔达发生争执，声色甚厉，以在御前不恭被免官。不久，他被重新起用，任御史大夫。萧瑀论议明晰，但有时偏驳不通，持法稍深，房玄龄、魏征、温彦博等唐太宗依赖的知名大臣有微过，萧瑀便加以痛劾。久之，他被罢免御史大夫，改任太子少傅，不复预闻朝政。几年后，唐太宗又重新起用他，复令参与朝政。但是，萧瑀固执介直，每当面见皇帝，总是无休止地说“（房）玄龄辈朋党盗权”，还认为皇帝偏袒，唐太宗心里不快，但终以其忠贞居多而未废。恰巧在这时，萧瑀信佛，要求出家，唐太宗顺水推舟地批准了他的请求。没想到萧瑀转而又反悔，此事激恼了唐太宗，唐太宗下诏夺萧瑀爵位，降其为商州刺史。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6年），又复封他为宋国公。
萧瑀始终忠贞耿介，唐太宗曾经感慨地对房玄龄说：“此人（萧瑀）不可以厚利诱之，不可以刑戮惧之，真社稷臣也。”唐太宗还专门赐给他一首诗，以“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给予他高度评价。贞观十七年，唐太宗还把萧瑀同长孙无忌等24名功臣的画像挂于凌烟阁，给予褒赏。唐太宗征伐高丽时，任命萧瑀为洛阳宫守，把守护老家的任务委托于他，显示了对他的高度信任。
萧瑀一生为官清廉，临终留下遗言：“生而必死，理之常分。气绝后可著单服一通，以充小敛。棺内施单席而已，冀其速朽，不得加一物。”
方直克己的萧至忠
萧至忠是唐中宗、唐睿宗时期的著名大臣，历任监察御史、御史中丞、吏部尚书、中书令等。他善于决断，誉闻当时。
有一次，萧至忠与友人相约某天在一个路口相见。约会那天，恰巧天降暴风雪，非常寒冷，路人纷纷躲避到路边的房子里取暖，只有萧至忠仍然站在路口等朋友。人们劝他到房子里取暖，他回答说：“哪有为了自己的安适失信于人的道理呢！”
升任监察御史后，有一次，萧至忠弹劾大臣苏味道贪赃枉法。御史大夫李承嘉把御史们叫来责备说：“弹事不向御史大夫请示报告，这合乎道理吗？”众人吓得不敢说话。萧至忠却回答说：“依据惯例，御史台没有长官。御史，是皇帝的耳目，与所弹劾的官员具有相等的地位，可以各自独立地弹事，互相不必请示报告。如果弹事要先向御史大夫请示报告，那么，弹劾御史大夫又该向谁请示报告呢？”李承嘉无言以答，十分惭愧。
唐中宗复位后，有人检举相王与太平公主欲谋不轨。唐中宗令萧至忠审理此案。萧至忠向唐中宗进言：“陛下富有四海，贵为天子，难道不能容得下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吗？臣认为，国家江山社稷的存亡兴废正在于君臣能否团结一心啊！汉书云：‘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请陛下详查此言。何况，武则天皇后本来欲立相王为太子，可相王几天都不吃东西，坚持迎接陛下回朝，这已经成为百姓们传诵的佳话。可见，这些举报都是虚构的。”唐中宗采纳了萧至忠的建议，一场血腥屠杀避免了。
不久，萧至忠被任命为中书侍郎。他上书陈政：“求治之道，首于用贤。”他认为，官员如果没有与职务相应的才能必然渎职，渎职则必然会把公事办砸，最后受害的一定是国家和百姓。他说，现在授职用人，大多是用贵要来粉饰，上下之间互相蒙骗。他提出：“夫官爵，公器也；恩，私惠也。”对于有功于国家的封王们，国家可以给他们金银使他们富起来，给他们粮食和肉类让他们吃好，以表示对他们的恩泽。但是，如果用官职作为奖赏，必然造成“公义不行”，“私谒开而正言塞”。
萧至忠升任中书令后，大臣宗楚客、纪处纳等怀奸勾结朋党，大臣韦巨源等只求自保，无所匡正，唯有萧至忠介于其间，独不诡随，颇存正道，时望归重。
萧至忠为人容止闲敏，做御史方直严明，纠弹不法，清俭克己，简约自高，被时人推誉为名臣。
包拯公正无私
包拯即人们常说的包公（999～1062），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市）人，父亲包仪，曾任朝散大夫，死后追赠刑部侍郎。包公少年时便以孝而闻名，性直敦厚。在宋仁宗天圣五年，即1027年中了进士，当时28岁。先任大理评事，后来出任建昌（今江西永修）知县，因为父母年老不愿随他到他乡去，包公便马上辞去了官职，回家照顾父母。他的孝心受到了官吏们的叫口称颂。
几年后，父母相继辞世，包公这才重新踏入仕途。包公先任天长（今属安徽）知县，后又升为端州（今广东肇庆）知州。两任满后，他刚正清廉的英名已经传遍天下，因此调到了京城，任殿中丞，后来又历任监察御史、三司户部副使、天章阁待制（所以后人称他为“包待制”）、知谏院，还曾多次任地方官，如转运使。
1052年，包公因为弹劾外戚张尧佐而触犯了仁宗，让他离开京城去任河北督转运使，加龙图阁直学士的虚衔。转运使的职务在地方上也是很高的，仁宗并没有极力打击他，只是让他离开京城。因为这次所加的龙图阁直学士的虚衔，所以后来的人们就称他为“包龙图”。
这次离京后4年，包公又被调回了京城，任开封府的知府。后来，包公又任右谏议大夫、三司使，最高的官职是枢密副使，是主管军事事务的副职，相当于副宰相。
1062年，包公病倒在府衙，不久便与世长辞，享年64岁。朝廷追封为礼部尚书，并赠谥号为“孝肃”，即孝道和铁面无私。由于包公一生为官正直无私，百姓称他为包青天，包老爷，士大夫们则尊为包公。
包公去世后，宋仁宗亲自率领百官吊唁，还派专使护送灵柩回到合肥，安葬在合肥城东五十里的大兴集，现在的包公祠有一副对联：“理冤狱，关节不通，自是阎罗气象。赈灾黎，慈善无量，依然菩萨心肠。”总结了包公无私爱民的品格。
在包公担任三司户部副使时，常常不辞辛劳，深入下层体察民情，救民于水火之中。江南地区有一次发生了旱灾，百姓们饥饿得难以生活，包公了解到情况后，立即下令开仓放粮救济，以解燃眉之急。如果按照当时的惯例，开仓放粮是件大事，必须事先请示皇帝，等批准以后才能打开粮仓救济百姓。但当时情况紧急，如果将文书送到京城，再等待批示下来，要等上几个月的时间，到时候百姓不知要饿死多少人。所以，包公一边派人急奏朝廷，一边就果断地开始放粮了，终于使很多百姓免于灾难。
还有一次，江淮大地的人民大范围受灾，百姓已缺粮断炊，而地方的官吏们为了虚报政绩、讨好上级，以利升迁，便隐瞒了灾情，置人民生命于不顾。不仅如此，还反过来逼迫百姓们交粮卖米。包公了解到灾情后，就给皇帝写下了《请救济江淮灾民疏》，要求立即纠正不法官员误国害民的行为，并予严惩。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从此，包公被江淮人民称为“再生父母”。现在仍然在上海地区上演的戏剧《陈州放粮》就是根据这件事编写而成的，并非凭空想像。
1042年，宋仁宗实行食盐官营专卖制度，出现了很多的弊端。由于工作非常辛苦，食盐极为沉重，致使很多的差役、士兵、牲畜都不堪重负，人则逃亡他乡，牲畜累得常常倒地而亡。食盐供应成了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这也影响了人民生活。
包公为了解决这个难题，专门去了陕西的解州（今山西运城）考察民情，并及时上奏朝廷，请求废止官营专卖制度，让商贩们自由经营，国家可以收税增加收入，这样就可以双方获利，百姓也方便。仁宗采纳了包公的建议。施行新的食盐通商法后，国家的收入不但没有减少，还增加了很多，人民也不再为吃盐而犯愁了。稍后的北宋政治家、科学家沈括也对此制度赞叹道：“行之几十年，至今以为利。”
1045年，包公奉命出使辽国，在途中，他发现负责迎送外交使者的三番官员常借机在沿途勒索百姓和地方的官员，边界的人民不堪重负，叫苦不迭。包公赶忙上奏皇帝，请求大大缩短三番官员在边界的停留时间，严禁吃请送礼。仁宗采纳了包公的建议，下诏实行，很快，边界人民的负担便减轻了很多。
一颗时刻为民的心时刻留心民间疾苦，而不是时刻看着上司的脸色，这是包公和许多官吏（包括贪官污吏）的最大区别。时刻记着人民的人人民也会时刻记着他的名字，而且是永久的，历史性的，这就是流芳百世。
1049年，包公出任三司使财政官，更是时刻关心着民间疾苦。他曾说过：“民者，国之本也，财用所出，安危所系。”只有减轻百姓负担，才能长治久安，利国利民。因此，包公上书给仁宗皇帝，要求罢掉“天下科率”，减轻赋税。在他巡视山西时，发现漳河两岸的邢、洛、赵三州（现在的山西中南一带）万顷肥沃农田却被当成军马牧场使用，不准种粮食。但是，军粮却从外地远道运来，费时费力又耗费国财。包公立即上书请求归还耕地，仁宗很快也下了诏书。结果，粮食、马料都得到了解决。在这可以看出，敬业精神、爱国精神也是包公和其他官僚很大的区别。
在出任开封府后，在为民谋福去害方面，包公一如既往，从来不因为权贵当道而后退半步。当时，开封是北宋的首都，黄河的支流惠民河从城中穿过。很多权贵便在河的两岸占地营造宅院，还将河纳内的田地霸占，又营建园林，致使河道越来越窄，阻塞了水流。到了夏季多雨季节，常常发生水患，给京城的百姓带来了灾难。
包公经过实地调查后，立即调集人力，全部拆除了非法建筑。对于伪造地契、弄虚作假、拒不拆除的立即严惩，并上报朝廷，撤其官职。包公铁面无私，雷厉风行，在很短的时间里便从根本上清除了这一人为造成的水患。
包公还进一步改革了开封府的官衙旧习气，为民谋福。按照宋朝法律，到衙门里告状的人不能直接到官吏面前递交诉状，要由下属“门牌司”来转达，这使许多百姓受到刁难勒索，敢怒而不敢言。包公到任之后，马上撤去了“门牌司”，让人将衙门的大门敞开，允许百姓直接到公案前陈述递状，这从根本上杜绝了官府小吏们对百姓的盘剥。因此，《宋史包拯传》里有这样的记载：“包拯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在当时，连妇女和小孩都知道他的名字。人们亲切地称他为“包待制”，还送给他一个绰号“阎王爷”，以示敬重。还有一句民谣在京城流传：“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就是说，打官司如果没有钱打通关节，会有包老为你做主。此外，这句话还隐含着一种意思：说情、拉关系、打通关节的事，根本到不了包公那里。
廉洁人物—白居易
唐代白居易不仅是一位著名诗人，还是一位清正廉洁的官员，同时他也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也许是惟一通过自己的诗歌作品自觉向社会申报个人收入与财产的古代官吏。从壮年到老年，他总是以惭愧的心情，将自己在担任不同职务时所得俸禄的多寡，悉数写进诗中向社会公布。
在担任左拾遗时，他写道：“月惭谏纸二千张，岁愧俸钱三十万。”在担任苏州刺史时，他又写道：“十万户州尤觉贵，二千石禄敢言贫？”在担任太子少傅时，他写道：“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作闲人。”在他的人生就要画上句号时，他写道：“先卖南坊十亩园，次卖东郭五顷田，然后兼卖所居宅，仿佛获缗二三千……但恐此钱用不尽，即先朝露归夜泉。”白居易敢于将个人收入和个人财产状况向朝廷及全社会公布，充分说明了他清廉自守的高尚情操。
作为一个封建官吏，十分难能可贵的是，白居易心中始终装着老百姓，经常把自己的俸禄收入与自己新添的生活用品与民间疾苦联系起来。他于洛阳任太子宾客一职时，已经75岁了，他在此期间做的一首诗中写道：“不种一垅田，仓中有余粟；不采一枝桑，箱中有余服……中人百户税，宾客一年禄……自问此时心，不足何时足？”
有一年冬天，白居易新添置了一件用绫和丝绵制成的棉衣，他穿上后即想到了百姓的疾苦，并为此写道：“百姓多寒无可救，一身独暖亦何情！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
现在的领导干部如果都能像白居易那样，敢于公开自己的收入，而且“心为民所想，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又怎能坠入贪污受贿、违法乱纪的泥坑呢？
附件：
 关闭窗口 打印文档 |
